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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一个枯燥乏味的司法判例（第6页）

现场远离人烟，且无抑制剂等合法有效的医疗手段。

在格林处于谵妄状态后两个小时，韦丁顿与其发生了性关系。

之后，韦丁顿将失去自主意识的格林拖进汽车，驱车三小时来到最近的医疗机构。

经救治，格林脱离了生命危险。

事后，格林以强迫罪的名义将韦丁顿告上法庭。

州检察院启动公诉程序。

法院判决：初审判决韦丁顿有罪。

韦丁顿提出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原来的判决，于是案件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以6:3的比例推翻了初审及上诉法院的判决。

伦奎斯特大法官在判决中阐述了“无因施救”

的内涵，并明确如下观点：在重症状况下，受助人受制于激素影响，不具备完全性同意权。

但当其处于性命垂危状态下，无法通过合规医疗渠道实现救济，其生命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之时，应推定公民生命权大于性自由权，施救人采取性方式缓解繁殖期重症症状的行为不视为犯罪，予以免除刑事责任。

但仍保留受助人向施救人进行民事侵权追偿的权利。

核心争议：1、特殊时期的性自主权。

四类繁殖期的症状有显著的区别。

大部分繁殖周期受月相影响，一般为每月一次，每次持续时间为4至8天。

症状强度因种群和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

其中，鱼类和爬行类嵌合种的繁殖期最为显著，可能引发的重症和后遗症也最重，严重的激素失调可能诱发汐热病等严重疾病，无法通过非性手段予以平复。

故而该两类种群往往成为格林诉韦丁顿案判决的主要拥护者。

相比之下，哺乳类嵌合种的繁殖期症状则较为轻微，部分雌性甚至没有明显的症状，仅表现为周期性的情绪波动、子宫内膜周期性脱落等，通过合理饮食、适度运动、辅助药物

即可平复。

2、性方式对缓解危急情况的效果如何证明。

本案中，格林方的主要控告意见强调，韦丁顿对其的施救行为并非起到了决定性的效果，格林实际是在经过专业医疗救治后才真正脱离危险。

为此，控告双方各自邀请了近三十位繁殖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医疗人士，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

最终法庭裁判，在现有医疗科学水平下，既然无法完全排除性方式对缓解症状的积极意义，则根据有利被告人的原则，承认该行为具有正面效果。

3救助方“出于救助之目的”

如何判定。

庭审上，控告方提供了大量韦丁顿生活、求偶及癖好方面的细节，指控韦丁顿对格林的行为是蓄谋已久、具有主观故意的侵害。

对此，辩护方申请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当庭驳回该类型证据材料，认为当事人日常求偶倾向属于个人隐私，且与本案无关。

影响：该案判决引起了司法界和公众领域经久不衰的讨论，至今仍然有很多反对声音。

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反对者在首府街道举行了大游行活动。

至今，还有少数激进份子通过公证或纹身标记等形式，宣扬本人在繁殖期内“拒绝他人干涉、一切后果本人自负”

的鲜明态度。

反对者阵营主要由保守派构成，其中主要是受过良好教育以及经济水平较高的哺乳类和鸟类嵌合种。

反对阵营表示，“无因救助”

这一概念的提出将性侵者冠以“救助者”

的美名，反而把受害者置于“受助者”

的地位，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侵害。

反对者认为，该案的判决进一步鼓励了那些借助繁殖期名义放纵滥交、传播疾病的“堕落”

分子，对社会风气和道德伦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将人类好不容易通过现代科技摆脱了的粗鲁、银乱、愚昧等野兽特性再次放大，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