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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章（第8页）

军事情况虽然很糟，却并不需要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实际上这根本不是解决办法：使我们自己陷入无政府状态，把布尔什维克野蛮人请进来，抢劫掠夺，一直闹到莱茵河畔！

事实上，七月二十日的炸弹爆炸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国会纵火案。

它给了希特勒他所需要的一个借口，把活着的反对派人士斩尽杀绝。

这次至少死了五千人，大多数是清白无罪的。

总参谋部的人员和独立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劳工领袖、传教士、教授和残存的古老的德国贵族——几乎剪除殆尽。

我的看法是，七月二十日事件也许反而使战争延长了。

我们当时正处在八月灾难的边沿，那也许会迫使纳粹党人自行摆脱希特勒，有秩序地投降。

与此相反，七月二十日事件使德国震动，于是全国团结到了元首的周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个月可怕的日子以后他开枪打死自己时为止。

在德国人民中，并没人支持那次笨拙的暗杀尝试。

阴谋分子遭到人们的咒骂，希特勒再一次变得趾高气扬。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狼穴”

的医务室里，希特勒就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跟戈林谈话，大夫正在治疗他震破的耳鼓。

“现在，这些家伙正在我要他们待的地方被我逮住啦，”

他这么说，或者大意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

他知道这次暗杀的失败反而使他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为希特勒辩护的人们说，他们并没看到他下令拍摄的处决将领们的那些影片，但是放映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

他当时的痴笑和议论比较适合看卓别林的一部喜剧，而不适合看我的老战友们那种可怕的、变了样的神情，他们的脖子上套着琴弦绞索，赤身裸体地正经历着临死前的痛苦。

从那以后，我根本无法再尊敬他了。

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无法尊敬他遗留下的形象。

对我来说，七月二十日事件完全是大祸临头。

从那以后，我走起路一直跛得厉害，右耳完全聋了，而且经常一阵阵头晕目眩，人会摔倒。

还有，这断送了我离开最高统帅部的机会。

我同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地主家庭，所以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荒谬绝伦的猜疑的牺牲者，被他处决。

不过，或许我的负伤使我的清白无罪不讲自明。

再不然，也许秘密警察知道，我并无嫌疑。

不管怎样，我又成了那个“好阿尔明”

，跟那帮“别人”

全不一样，除了莫德尔和古德里安以外，几乎比其他任何将领都更受到希特勒的礼遇。

这样一来，我被迫亲眼看到他的一步步没落，直到在柏林地堡中的那个惨痛的结局，每天忍气吞声地听着他对我的同行和我的阶级发出最下流的恶骂。

英译者按：

这个密谋者的小团体可以说是具有基斯东警察的本领。

他们不断放置一些未能爆炸的炸弹，策划一些自己人犯下错误的行动，而且总是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但他们是很英勇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复杂而动人的。

隆不以他们为然，这种见解在德国并不普遍。

我的感觉是，隆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而感到内疚，因而在表示异议时过甚其词。

以下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七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