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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第3页）

不过她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观点使娜塔丽难以接受。

她断言法国的战败理由有三：赫伯特·胡佛准许德国人延期偿还战争赔款，社会主义人民阵线削弱了法国的力量，以及英国人背信弃义在敦刻尔克弃甲逃遁。

法国人被英国人以及法国自己那些愚不可及的政客引入歧途，终于对德发动攻击（娜塔丽感到吃惊，怀疑是不是她听错了）。

即使是这样，如果法军那时听从她丈夫的劝告，把坦克部队集中起来，组成一些装甲师，而不是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个步兵单位之中，那么在比利时发动一次装甲部队的反击可以把冲向海滨的德国装甲部队切断，一举打赢这场战争。

她从不花费心力去把她的各种观点和判断协调起来，或者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只顾把它们像鞭炮一样放过就算。

皮埃尔·赖伐尔是一个被人误解的法国救主，夏尔·戴高乐是一个装腔作势的骗子，他所说的“法国输掉的是一次战役，不是一场战争”

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废话。

法国抵抗运动不过是一批共产党人和浪荡子的乌合之众，只是使他们的法国同胞遭殃，并且引起德国人的报复，损害不了德国人一根毫毛。

至于法国被占领后的情况，尽管存在种种严厉措施，还是有其可取之处。

剧院上演的戏现在健康多了，上演古典作品和正派的喜剧，不再是以前那种色情闹剧和花花公子的下流戏。

现在的音乐会里已经没有那些叫人头痛、谁都听不懂的现代派不和谐音，所以更好听了。

不管娜塔丽说些什么都能引起一通滔滔不绝的独白。

有一次，她们两人正在整理一位美国电影制片人留下的几纸箱书籍时，娜塔丽说巴黎的生活看起来已经异乎寻常地接近正常了。

“亲爱的孩子，正常吗？可糟透了。

当然德国佬也想把巴黎打扮得看上去很正常，甚至很可爱。

巴黎是一个‘新秩序’的橱窗，知道吗？”

她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说这个词，“就是这个缘故，剧院、歌剧和音乐会才受到鼓励，甚至得到津贴。

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图书馆还能开放，其理由也在于此。

哎呀，那些可怜的德国人千方百计地要装出一副文明样子，但说实在的，他们确实是畜生。

当然，他们比起布尔什维克来，可要好得多了。

事实上，如果希特勒当时有足够的常识不去进攻法国而是去干掉苏联，在一九四〇年的时候他显然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今天就会成为世界英雄，而且和平也就实现了。

而今，我们必须等待美国来拯救我们。”

有一次，当娜塔丽和伯爵夫人一起去吃午饭，走在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上的时候，她第一次看到黄星。

两个衣饰考究的妇女从她们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在愉快地说些什么，另外一个面带笑容，两个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颗耀眼的黄星别在左胸上。

伯爵夫人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

过了一会儿，娜塔丽又看见几颗，并不太多，只不过是那么一颗黄星，满不在乎地别在胸前。

拉宾诺维茨告诉过她一年前在巴黎大张旗鼓兜捕犹太人的情况，要么这些犹太人大多数已被肃清，要么他们不再露面。

那些禁止犹太人进入饭店或公用电话间的牌子都已卷曲，满是尘埃。

每一天，像《巴黎晚报》和《晨报》等这些熟悉的报纸上出现习以为常的恶狠狠的反犹主义使她惶恐不安，因为这些报纸的第一版看起来和平时并无两样，而且有些专栏作家也还是那么几个老人。

沦陷的巴黎的确有其独特的迷人的一面。

清洁静谧的街道，没有出租汽车的刺耳喇叭和拥塞街头的车流，清新无烟的空气，穿上色彩鲜艳的服装的儿童在游人不多的鲜花怒放的公园里游玩，身穿巴黎时髦服饰的妇女乘坐的马车，这一切都像那些古老的油画里所表现的巴黎风光一样。

但是像麻风病灶似的德国占领的迹象到处可见：大块的标语牌，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协和广场”

和“士兵戏院”

等字眼，黄色的墙报，上面公布了被处决的破坏分子的名单，绯红色的卐字旗飘拂在官方大楼和纪念碑上，飘拂在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上，饭店外面用粉笔写上的德语菜单，德军军车在空荡荡的林荫大道上飞驰，以及下班后穿着灰绿色军服的德国士兵带着照相机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散步。

有一次，娜塔丽碰上一个吹吹打打的军乐队带领一个踏着鹅步的卫队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向凯旋门，鼓声咚咚，伴有刺耳的军乐声，卐字旗随风飘扬。

只要看上一眼这种奇特的景象，就会意识到占领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心灵因能随遇而安而得以挽救。

娜塔丽只要在图书馆里埋头工作，或者和路易斯一起度过黄昏，或者午饭后沿塞纳河一边溜达，一边看看书摊，也就放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