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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第3页）

“数罪……并罚？”

廉希宪睁大了眼睛，听起来就是我们的律法规定中“数罪俱发”

的情况，但是……

同样是一人犯数罪，古往今来各朝各代的规定都差不多，到了后世，却是完全不一样了。

《尚书·吕刑》中说：“下刑适重，上服。”

正义疏：“下刑适重者，谓一人之身，轻重二罪俱发，则以重罪而从上服，令之服上罪。”

汉律：“一人有数罪，以重者论之。”

唐律，宋律，乃至如今他们的元律，关于数罪俱发的规定同样是“数罪从重者论之”

。

廉希宪道，“各朝各代的法律，都认为一个人犯了好几个罪，同时或先后被告发之后，应当按照判得最重的那个罪追究其责任。”

这种法律规定，自古以来。

它能被历朝历代的帝王和大臣们认可，自有其道理。

“可是在后世的法律规定中，”

綦公直的眉头皱得很紧，“一人犯数罪，数罪同时或先后被发现，他们认为应当对每个罪都进行审判、量刑。”

这个很好理解。

后世的政府认为只要是犯罪，无论罪轻还是罪重、罪多还是罪少，都应当全部被追究刑事责任。

他本心来说，很难判断哪个更好。

与古今倒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很单纯的，因为各有理由，且都说得通。

伯颜道，“但后世也并不是简单地将各个罪的刑期进行相加。”

姜海蓝解释得很清楚。

数罪中最高的刑期以上，总和刑期以下，由法官来取一个中间值。

相对来说，这已经算是给了优待。

张文谦道，“这就是先前有一位律师提到的‘罪刑法定’吧。”

无论是现在的“人治”

，还是后世的“法治”

，都不是简单、生硬地实行一罪一罚。

忽必烈坐在龙椅上，看着他的大臣们就现在的“数罪俱发”

和后世的“数罪并罚”

再次展开了激烈讨论。

这个引经据典，认为遵从古律，实行“数罪从重者论”

；那个滔滔不绝，认为后世的各罪皆判刑但取中间值进行执行更为合适，更能发挥法律的惩戒作用；这个说你们的想法很好但不适合现在，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个说你们这群老顽固，说着祖宗之法不可变，以后有人出海把土豆红薯带回来了你们不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