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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国南北艺专的门户之别,迁延几代人。
老辈噤声了,弟子们的私下议论则散在当年初学绘事的小青年间:我从小听得杭州艺专老学生说起徐悲鸿,嗤之以鼻,北平艺专的老学生说起刘海粟,更其嗤之以鼻……在纽约,旅美的中国台湾画家说起徐悲鸿,个个痛加贬斥,他们全体尊崇岛内的抽象画启蒙者李仲生。
李仲生,早年也就读上海美专。
离校后的孙牧心并不关心前前后后的老同学,除了记忆,他刻意远避美术界。
我曾问他:刘海粟怎样?“伊老滑头。”
颜文樑怎样?“伊老实人。”
徐悲鸿呢?他收了笑意,正色说:“误人子弟!”
我喜欢听老辈说起更老的老辈,唯可诧异者,逾半个世纪,除了达·芬奇和塞尚,艺专的是非也一路跟着孙牧心。
是的。
“全部幼稚”
,但我读到全部真实。
徐悲鸿、林风眠,今已乏人问津,但在过去六十多年,他俩的徒众确乎将绘画带向完全不同的去处。
徐悲鸿不必细说,他是本土写实一路的祖师爷,虽然当我北上就学,苏式绘画早就覆盖了他,但日后听得木心讪笑库尔贝,我发现自己仍是徐悲鸿阵营的隔代传人。
我也很久以后才明白:当木心从卡拉瓦乔或库尔贝展厅晃一圈便即走开,他内心仍然是那个江南两校的男孩。
有人梳理过林风眠的影响么(应该加上被遗忘的吴大羽、被贬低的刘海粟)?倘若艺专不改称,不改宗,不遭遇五十年代的变故,一种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的艺术观——告别十九世纪写实,接续后印象派,通向欧洲早期现代主义——在六十年前的中国是可能的,就像在美国、日本和早期苏维埃发生的那样。
以下名字从未被我们的美术界正视:赵无极、朱德群、丁雄泉、丁衍庸……还有那位李仲生(包括由他带引的一大群七十年代从中国台湾留洋的抽象画信徒)。
无论如何,这些画家在域外实践了起码的现代绘画。
此岸的小小异端,则是吴冠中。
他对“形式”
的理解虽嫌狭隘,亦且过时,但“文革”
甫歇,是他一反“内容决定形式”
的教条,高叫“形式决定内容”
——总之,在这群人之前,很难想象没有林风眠,没有三十年代的杭州艺专。
木心和他们不相干。
当他混在浦东吃馄饨时,早已决定做局外人。
然而记忆跟着他。
九十年代,他取艺专往事写成《战后嘉年华》,是对“全部幼稚”
的告白;他纪念席德进的长文《此岸的克里斯朵夫》,显示艺专同辈中的那位孙牧心,当初已是异端。
但他从未嘲笑他的师尊。
一九九一年林风眠病逝中国香港,木心写成《双重悲悼》——“林风眠先生曾经是我们的‘象征性’的灵魂人物。”
这样的词语,他从未用来形容五四后的任何一位画家。
顺便一说,林风眠之外,木心怀着尊敬回想的另一位老师,是留法归来的陈士文,一个完全被遗忘的前辈:“上课走进来,总归笔挺,白衬衫、黑西装。”
画得怎样呢?“几件静物一摆,清爽,不唆。”
说及此,木心慨然:“当年我们对陈先生表示佩服,你晓得他怎么说?他说:‘不过毕加索、马蒂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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