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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第1页）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

，现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浑身是病了。

记得有一次例行“巡幸”

，到安东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发电站。

到了那里，由于穿着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走了不多远，我就喘得透不过气来，回来的时候，眼看就要昏过去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强心剂和葡萄糖，这才把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里去打网球，走到院墙边，忽然看到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到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记打了，赶紧叫人擦了去。

我急忙口到我的卧室，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觉得虚弱得支持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发现这行粉笔字之后，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

来个“大检举”

，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

令我更惊慌的是，显然在我这内延之中，有了“反满抗日分子”

。

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

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

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

虽然她们每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

她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

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

当然，她究竟和文绣不同。

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

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

身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从她嘴里听说过她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

只知道后来她染上了吸毒（鸦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

“八一五”

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我另选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她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

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我像养一只鸟儿似地把她养在“宫”

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为止。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