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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

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

我对自己毫无把握。

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但是这之前的十年&ot;文革&ot;把我和她的历史全然隔开。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不清楚她是谁，这便使我相当尴尬。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

这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

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

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

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

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决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

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ot;社领导&ot;。

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

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

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

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ot;规格&ot;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

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

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

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

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占一个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

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

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

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

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

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

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ot;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ot;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

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的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

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

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ot;还叫你花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