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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四十一章 青牛之角（第4页）

、“极会作官”

的恶名。

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

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亢直”

），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

古人将“立德”

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

，在“翰林四谏”

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

张孝答（张芝栋）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张霈伦）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

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

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

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

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

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

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

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

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

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

、“君子之风”

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地域之争、正如地域歧视，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

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党”

的牛头李高阳；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叔平，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

。

“清流党”

内部，既有汉人，亦有渤人，他们的弹劾标准，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

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清流却略略介入，姿势相当暧昧。

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

可这里的“亲近”

近乎权宜之计。

象陈葆臻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