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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百九十七章 代理人（第2页）

河南境内的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

之句，更有某书院****宣称“要与西人打仗”

。

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

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们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西方传教士投入丁戊奇荒的赈灾行动之中，自然也有其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

尤其是在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良好的影响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决定将自己的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时，推动教会发展，已经成为了预先期望的目标。

朝野内外对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让大乾帝国焦头烂额。

但事情的悲剧性也恰恰在此：当一种异域文明希望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被接受的时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蛮的手段下更决绝的抵制。

但最大的最悲剧是饥荒造成的严重死亡：“丁戊奇荒”

波及居民1亿6000万到2亿左右。

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1000万人。

从重灾区逃亡到外地的灾民达2000万人，依户部人口清册统计，9077年山西人口为16433000人，到9083年时仅为10744000人，净减5689000人。

其中太原府灾前人口为100万人，灾后仅剩5万人。

9078年，山西的官员在给朝廷的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

“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

以今日观之，直无异地狱之变相。”

饥荒的规模让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悲观的情绪当中，9078年，李绍泉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即如此说道：“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

若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但吊诡的是，李绍泉所担心的“同归于尽”

并没有发生，如此一场惨绝人寰的******，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农民起义”

，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

。

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彻底转移了灾区和非灾区乡绅士大夫们的注意力。

而失去乡绅参与的农民暴动，则始终只能停留在简单的物质索求层面上，而且彼此孤立，旋起旋灭。

可以这么说，9078年前后的乾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

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的死气，最后，竟然起到了为千疮百孔的大乾帝国“保驾护航”

的作用。

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乡绅们为了坚持儒家伦理道统而极力排斥西方传教士的赈济；而官员们向朝廷陈情所说的“父子相食”

的“人伦之大变”

，岂非正是儒家伦理道统的溃灭？

陈廷轩之所以在此时指出“丁戊奇荒”

的例子，就是担心“十三行”

集团和罗特希尔德家族一道正式进入乾国后，遇到类似“丁戊奇荒”

时外国传教士赈灾时的遭遇。

“我亲爱的亲家，这个问题我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已经想出了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