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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百九十六章 破枷不易（第2页）

的规定，双方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

只是李绍泉和张芝栋都是朝廷重臣，在人治社会官场文化的氛围中，矛盾才得以顺利化解。

但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其他人办企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郭筠仙是大乾帝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二品大员。

在任职期满回国后，他在给林逸青和李绍泉的信中说到这么一件事：“轮船之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

愚劣如湘人，亦习焉而知其利。

是以十年以前，阻难在士绅；十年以来，阻难专在官。

凡三次呈请……独不准百姓置造”

，迫不得已，郭筠仙亲自出面筹办，筹集资本两万元余，在林逸青和李绍泉的斡旋下，由纯亲王出马，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批准，这个湖南民间的航运公司好容易才开办成功。

这两个例子带有普遍性。

说到底，这是制度问题：传统中国没有经济自由。

因此，各行各业要办点当时的新经济，无不碰到官方批准这一难关。

这个障碍是怎样打破的？平定朝鲜甲申政变之后，在林逸青的暗中推动下，深刻认识到海军和新式陆军作用以及“朝鲜新政”

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好处的大乾朝廷于月9日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粮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

此应及时举办。”

以这一圣旨为标志，大乾朝廷的经济政策从压制私人资本即剥夺国民的经济活动自由，转变为“恤工惠商”

即力求保护和扶植私人资本。

阻力和困难仍然不少，但大体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林逸青之所以能够推动这道重要的上谕的下达，则是因为他把大乾朝的皇族整体拉下了水——许多民间新式企业的投资者，都是皇族成员，出于对自己的投资利益的保护，他们也要帮助林逸青促使朝廷下达这样一道谕旨。

如果从9065年辩论要不要学西方借法自强算起，可以说大乾朝廷内部整整争论了20年，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更主要的是两次禁烟战争以来历经数次内外战争，内外交困之下，迫使大乾朝廷的经济政策不能不作出重大调整。

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换句话说，是生死存亡迫使这个****政府不能不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

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9086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

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海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海部存案。”

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

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

《大乾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

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

“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

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

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

这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

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这一变革的影响可以说极其深远。

首要的是为经济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