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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论之本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创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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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十讲（.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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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和发展

杨承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范畴。

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理论，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新篇章，而且是所有经济学说或理论中所没有的。

这一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基础，是我国经济社会深化改革的方向。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理论大家研究得已经很多了，如果从深层理解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

第一是理论上的创新点，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个别结论；第二是政治经济学中的难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传统经济学难以说通；第三是争议的焦点，最近几十年争论最大的就是这个问题；第四是搞活经济的节点；第五是现实生活中的乱点，比计划经济复杂得多；第六是执政的悬点，弄不好就会滑下去，风险比较大，活力和风险并存；第七从改革来说，又是改革的深点，从这里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方向。

这就是习近平所讲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

一、立论之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创新

为什么邓小平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回顾历史，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社会主义理论都把商品、货币、市场当作罪恶的渊薮。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可能提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的思想，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

我们应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而不应苛求前人。

然而，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样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建立公有制必须消灭商品经济的思想对后人影响甚大，以至被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水岭。

在实践中，由此带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曲折性：有三次取消商品—市场的失败；四次利用商品—市场挽救困难局面；两次限制商品—市场的长时期运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以及一次比较。

这被简称为“三四二一”

。

三次失败是指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1918—1920年）、中国人民公社化之初（1958年）、柬埔寨红色高棉消灭商品货币（1980年彻底垮台）。

四次利用市场挽救困难局面是指苏联新经济政策（1921—192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四面八方”

的政策，利用市场三年恢复战争创伤（1949—1952年）；中国暂时困难时期（1959—1962年），放开市场，很快出现转机；“文化大革命”

后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粉碎“四人帮”

后开始放开市场，出现更大的转机。

这表明，何时消灭商品市场关系，经济发展就会遇到重大挫折，乃至彻底失败；何时利用好商品市场关系，困难就会好转，出现繁荣景象，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最为明显。

不过，虽然前三次出现暂时的好转，却仍有两个很长的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分配、统收统支、统购统销等），限制商品市场经济发展：最典型的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1929—1991年，中间有1941—1945年战争时期）；中国建设初期基本仿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长达近30年（1953—1978年）。

虽然当时经济发展突起，但在较长时间内则限制了经济活力，有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领域处在僵化状态。

中国也接受过苏联的一些教训，提出适合自己实际的方针（如综合平衡、统筹兼顾、以农业为基础及以工业为主导、地区之间平衡、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商品生产，但始终未摆脱计划体制的大框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

当然，在这个漫长的实践过程中，对商品—市场经济的认识还是有所发展的，如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有部分商品的存在，毛泽东三次提出利用商品生产（1949年、1956年、1960年），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补充”

（即：（1）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