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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的研究要把握好四条线索（第2页）

要认真研究国外经济学说的引进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看成果不是很多，深度挖掘更是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6年第1期发表的由谢富胜教授等翻译的一篇文章值得大家阅读，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史蒂夫·科恩，文章题目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何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学教育？》。

第四条线索，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

如果说上面三条线索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比较明显起作用的因素的话，那么这条线索作为一种潜话语起到了更深层的作用。

这提示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的研究中，必须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十分缺乏的。

我们要挖掘这种起潜移默化作用的潜话语发挥作用的机制。

上面所讲的三条线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经济问题的学术讨论和理论研究，还是西方经济学的引进，这些都是显话语，都是在理论研究、政策制定中直接说出来的东西，而在运用这些显话语的时候，作为文化心理起根本作用的东西恰恰是那些直接附着在中国人身上的甚至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察觉的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反复强调文化问题，号召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要求大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中树立文化自信，并且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发展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方针，根本原因就是他真正认识到了民族文化在民族发展中的根本作用。

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我们有教科书可以学习；我们引进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引进的就是一些教科书，我们可以花时间阅读；对重大经济问题进行大讨论，讨论各方都有什么观点，我们可以读他们的文章。

这些都是显话语，只要阅读就能弄明白。

但是隐藏在中国人行为背后的潜话语，就不那么易懂了。

什么是潜话语呢？也很难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一句话说，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就是隐藏在中国人行为中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时刻都在起作用但又很难表达出来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智慧。

有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有没有思考过：改革开放后，在第一批企业家中，有很多人并没有什么文化，有的人甚至连字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创办了大企业，而且企业一直在与时俱进地发展。

我读过邓正来先生的很多书和文章，他是研究法理学的大家。

但是，他在去世前发表了好几篇与法理学不相干的文章，谈的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问题。

我看到这些文章时感到奇怪：怎么研究法理的学者在讲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呢？看来邓正来先生在研究法理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潜话语对法理问题的影响。

我在新疆喀什地区当宣传部部长的时候，请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到喀什授课，在陪同调研过程中他谈到人的知识发展的三个阶段：经验、知识、理论。

我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阶段：智慧。

当然了，并不是有了经验、有了知识、有了理论，就一定有智慧，获得智慧也未必都要经历前面三个阶段。

我认为，那些没有文化知识却能在实践中取胜的企业家，包括那些在各个领域的没有文化知识的成功者，都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智慧。

我在这里讲这个问题，目的是引起大家的思考，强调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的研究必须把中国文化基因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

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起基础作用的还是中国智慧，表达系统好像使用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但是实际的思维运作的方式却是中国的，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历史中，这四条线索都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在起作用，这种起作用的机制是奠定在实践基础上的非线性互动，中国的经济实践是这个互动的基础。

在这四条线索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是主线，起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