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趣阁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重要性（第3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明基因研究应该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很多有关中国的重大问题，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范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内思考，或者引进中国文明这样一个视角去看问题的话，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没法建构。

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最基本的假设。

邓小平把这个假设提出来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思想层面提出了问题。

通过政治动员，发动思想解放运动，也形成了基本共识，并成为中国人民的一致行动，但是还没有得到理论层面的逻辑论证。

当然了，也有很多学者试图从理论层面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在理论的框架内达成一致意见。

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能结合的，认为要么就是社会主义，要么就是市场经济。

可是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个结合取得了成功，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理论的指导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铁的事实面前，任何人都无法再说中国没有成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

就“特”

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结合的成功上。

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命题的真理性。

可是这个命题真理性的逻辑证明似乎还是个世界性的经济学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就是要从理论逻辑上解决这个难题。

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就是要在思维方式上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将问题置于中国文化的视野中进行思考。

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可以从思维的整体性上化解这个矛盾。

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和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此即彼，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亦此亦彼的，就是承认一个事物既是这样又是那样。

所以很多事情放在中华文明的范围之内去思考，就会得出与西方文明思维方式不同的结论。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确实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在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中，这两种不同的事物完全可以找到结合的环节，也就是习近平反复说的“最大公约数”

，形成一种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

这种文化因为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富有活力，这种文化因为社会主义使市场经济有了正确的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种优势结合在一起，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使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学。

所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当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是其重要任务。

这个体系的时代性和原创性的根据也在这里。

第六，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必须把这个理论体系的范畴研究作为重要向度，而对一个理论体系范畴的研究离不开对一系列范畴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史的研究也是一项重要任务。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政府职能的概念。

政府职能的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行政管理学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政治学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概念在1982年提出，到1986年得到中央文件确认，以后一直在使用。

这个概念是从国外传过来的，首先是行政管理的概念和政府管理的概念。

那么，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路中又应该怎么理解它？它的含义是什么？类似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结构性改革等概念，都应该进行历史的梳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目前近70年的时间，从改革开放到目前40年的时间，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和范畴都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这些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随着实践的发展有了一定变化，哪些概念和范畴应该成为这个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撑，哪些概念和范畴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和范畴，都应该进行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