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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变迁（第4页）

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流行，当时的一些学者、一些文章言必称科斯和科斯定理，并认为科斯定理是我国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由此引起了学界的担忧：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不是过头了？所以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这样大规模的研讨会。

这个讨论会后来出版了三本论文集。

第三次大争论是由2005年7月刘国光先生发表《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引发的。

这篇文章产生的背景主要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和第二个阶段比较起来可能更加亲西方经济学了，应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和模型越来越多，批判西方经济学的越来越少。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被用得更多了。

中国很多高校开始大批量引进海归经济学博士，有些学校的经济系、经济学院直接招聘海归学者做系主任或院长，而这些海归经济学博士大多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些做法和现象引起了刘国光先生和其他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担忧。

在这场大争论中，有学者提出疑问：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是不是还处于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经济研究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吗？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权是不是还控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手里？

虽然在如何正确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加入争论的学者越来越少，争论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避开争论而直接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经济的越来越多了。

这只要看看中国各类经济学和管理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可以发现这个变化趋势。

现在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持有四种看法或态度。

第一种是完全否定的态度，也就是和前面第一个阶段的态度是一样的，认为西方经济学整体上是庸俗的、反科学的、错误的、有害的。

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不占主流了，但是还存在，老一辈的学者中间有，年轻的学者中间也有。

有些人把老一辈中持这种观点的叫“老左派”

，把年轻学者中持这种观点的叫“新左派”

。

这些人为数不多，但是他们在网上和有些期刊上还是比较活跃的。

第二种是完全肯定的态度。

和第一种态度完全相反，持完全肯定态度的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一种普遍原理，具有普世价值，在外国有用，是真理，在中国也有用，也是真理。

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界，没有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

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是很多。

但是有，其中有人还在中国权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过这种观点。

第三种态度认为有些西方经济学的流派、理论和政策主张适用于中国，有些流派的理论和主张不适用于中国。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中国都是有用的，其中一部分流派对中国是有用的，因此我们应该学习这些流派的理论和政策。

例如，我国有学者近几年提出彻底埋藏凯恩斯主义，回归哈耶克思想，这个意思是说，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不适合中国，哈耶克的理论是中国需要的，应该把哈耶克（理论）请到中国来。

还有人说张五常对经济学的贡献很大，他的理论很有用。

有些学者在网上、媒体上、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张五常做出非常高的评价，有些人甚至说他是华人经济学者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世界华人中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

而和张五常观点不一致的人则持相反的观点。

第四种态度认为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学。

这种观点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应该进行鉴别，再有所取舍。

鉴别和取舍的标准就是看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有没有用，在多大程度上有用。

以这个作为标杆，作为参照系来研究、分析西方经济学，而不是说哪个流派的理论是对的、哪个流派的理论是错误的，也不是说整体上西方经济学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应该要有分析、有判别。

持第四种观点的学者现在越来越多，持前三种观点的人现在似乎成了少数派。

我认为，现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介绍、评论或批判还是需要的。

西方经济学毕竟不是对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也不是根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它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中不可避免存在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不符的内容，甚至有一些与中国现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相悖的内容。

但是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介绍、评论和批判上，更多的是要面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现实，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对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和批判上，仅仅简单地否定和排斥西方经济学，这样做似乎捍卫了我们的立场，但是很难说真正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