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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学术xiNSHuHaiGe CoM（第6页）

细别起来，则治民者谓之法，裁抑贵族者谓之术（见《韩非子·定法篇》）。

其富国强兵之策，则最重要的，是一民于农战。

《商君书》发挥此理最透，而《管》《韩》两子中，亦有其理论。

法家是最主张审察现实，以定应付的方法的，所以最主张变法而反对守旧。

这确是法家的特色。

其学说之能最新，大约即得力于此。

以上所述五家，是先秦诸子中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及整个的文化最有关系的。

虽亦有其高远的哲学，然其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

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

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

然古代的政治问题，不像后世单以维持秩序为主，而整个的社会问题，亦包括在内。

所以古人说政治，亦就是说社会。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一个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

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存留其有用的。

（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

在战国时，诸家之说皆不行，只有法家之说，秦用之以并天下，已可说是切于时务的兴，而不切于时务的亡了。

但时异势殊，则学问的切于实用与否，亦随之而变。

天下统一，则需要与民休息，民生安定，则需要兴起教化。

这两者，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

秦始皇坑儒时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

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

“兴太平”

指文学士言。

可见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始皇非无此志，不过天下初定，民心未服，不得不从事于镇压；又始皇对外，颇想立起一个开拓和防御的规模来，所以有所未遑罢了。

秦灭汉兴，此等积极的愿望，暂时无从说起。

最紧要的，是与民休息。

所以道家之学，一时甚盛。

然道家所谓无为而治，乃为正常的社会说法。

社会本来正常的，所以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其变化；且须镇压之，使不变化，这在事实上虽不可能，在理论上亦未必尽是，然尚能自成一说。

若汉时，则其社会久已变坏，一味因循，必且迁流更甚。

所以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在当时，是无人不以为急务的。

看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明白。

文帝亦曾听公孙臣的话，有意于兴作。

后因新垣平诈觉，牵连作罢。

这自是文帝脑筋的糊涂，做事的因循，不能改变当时的事势。

到武帝，儒学遂终于兴起了。

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

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

论者多以为武帝一人之功，这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