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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学术xiNSHuHaiGe CoM（第18页）

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此新文化，必已兼摄旧文化之长，此为辩证法的真理。

宋学之于佛学，亦系如此。

宋学兼摄佛学之长，最显著的有两点：（一）为其律己之严；（二）为其理论的彻底。

论治必严王霸之辨，论人必严君子小人之分，都系由此而出。

此等精严的理论，以之律己则可，以之论事，则不免多所窒碍。

又宋学家虽反对佛教的遗弃世事，然其修养的方法，受佛教的影响太深了。

如其说而行之，终不免偏于内心的修养，甚至学问亦被抛荒，事为更不必说，所以在宋代，宋学中的永嘉、永康两派，就对此而起反动（永嘉派以叶适、陈傅良为魁首。

反对宋学的疏于事功，疏于实学的考究。

永康派以陈亮为魁首，对于朱熹王霸之辨，持异议颇坚，亦是偏于事功的）。

到清代，颜元、李塨一派，亦是对此力加攻击的。

然永嘉、永康两派和朱陆，根本观念上，实无甚异同，所争的只是程度问题，无关宏指。

颜李一派，则专讲实务，而反对在心上用功夫，几乎把宋学根本取消了。

近来的人，因反对中国的学者多尚空言而不能实行，颇多称道颜李的。

然颜李的理论，实极浅薄，不足以自成一军。

因为世界进步了，分工不得不精。

一件事，合许多人而分工，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实行，和一个人幼学壮行，并无二致。

研究便是实行的一部。

颜李之说，主张过甚，势必率天下人而闭目妄行。

即使主张不甚，亦必变精深为浅薄，所以其说实不能成立。

从理论上反对宋儒的，还有戴震。

谓宋儒主张天理人欲之辨太过，以致（一）不顾人情。

视斯民饮食男女之欲，为人生所不能无的，都以为毫无价值而不足恤。

（二）而在上者皆得据理以责其下，下情却不能上达，遂致有名分而无是非，人与人相处之道，日流于残酷。

此两端：其前一说，乃宋学末流之弊，并非宋学的本意。

后一说则由宋学家承认封建时代的秩序为社会合理的组织之故。

戴氏攻之，似得其当。

然戴氏亦不知其病根之所在，而说只要舍理而论情，人与人相处，就可以无问题，其说更粗浅牵强了。

在现在的文化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只要率之而行，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吗？戴氏不是盲目的，何以毫无所见？

所以宋学衰敝以后，在主义上，能卓然自立，与宋学代兴的，实无其人。

梁启超说：清代的学术，只是方法运动，不是主义运动（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可谓知言了。

质实言之，清代考证之学，不过是宋学的一支派。

宋学中陆王一派，是不讲究读书的，程朱一派本不然。

朱子就是一个读书极博的人。

其后学如王应麟等，考据尤极精审。

清学的先驱，是明末诸大儒。

其中顾炎武与清代考证之学，关系尤密，也是程朱一派（其喜言经世，则颇近永嘉）。

清代所谓纯汉学，实至乾嘉之世而后形成，前此还是兼采汉宋，择善而从的。

其门径，和宋学并无区别。

清学的功绩，在其研究之功渐深，而日益趋于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