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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阶级（第8页）

况且五胡乱华，至少在西晋的末年，声势才浩大的，而刘毅在晋初，已经说当时中正的品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

可见门阀之制，并非起源于魏晋之世。

然则其缘起安在呢？论门阀制度的话，要算唐朝的柳芳，说得最为明白（见《唐书·柳冲传》）。

据他的说法：则七国以前，封建时代的贵族，在秦汉之世，仍为强家。

因为汉高祖起于徒步，用人不论家世，所以终两汉之世，他们在政治上，不占特别的势力。

然其在社会上，势力仍在。

到魏晋以后，政治上的势力和社会上的势力合流，门阀制度，就渐渐固定了。

这话是对的。

当时政治上扶植门阀制度的，就是所谓“九品中正”

。

至于在社会上，则因汉末大乱，中原衣冠之族，开始播迁。

一个世家大族，在本地方，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的，用不着自行表暴。

迁徙到别的地方，就不然了。

琅琊王氏是世族，别的地方的王氏则不然。

博陵崔氏是世族，别的地方的崔氏则不然。

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的、姓崔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哪里的崔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琊王而非别的王氏；是博陵崔而非别的崔氏了。

这是讲门阀所以要重视郡望的原因。

到现在，我们旧式婚姻的柬帖上，还残留着这个老废物。

这时候，所谓“门第的高下”

，大概是根据于：（一）本来门第的高下。

这是相沿的事实，为本地方人所共认，未必有谱牒等物为据。

因为古代谱牒，都是史官所记。

随着封建的崩坏，久已散佚无存了。

（二）秦、汉以来，世家大族，似乎渐渐地都有谱牒（《隋书》著录，有家谱、家传两门。

《世说新语》注，亦多引人家的家谱）。

而其事较近，各家族中，有何等人物、事迹，亦多为众人所能知、所能记，在这时期以内，一个家族中，要多有名位显著的人，而切忌有叛逆等大恶的事。

如此，历时稍久，即能受人承认，为其地之世家（历时不久的，虽有名位显著的人，人家还只认为暴发户，不大看得起他。

至于历时究要多久，那自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三）谱牒切忌佚亡，事迹切忌湮没。

倘使谱牒已亡，可以做世家的条件的事迹，又无人能记忆，或虽能记忆，而不能证明其出于我之家族中。

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我为某世家大族或有名位之人之后，我的世族的资格，就要发生动摇了。

要之，不要证据的事，要没人怀疑；要有证据的事，则人证、物证，至少要有一件存在，这是当时判定世族资格的条件。

谱牒等物，全由私家掌管，自然不免有散佚、伪造等事。

政治总是跟着社会走的。

为要维持此等门阀制度，官家就亦设立谱局，与私家的谱牒互相钩考，“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

了（亦柳芳语）。

当这时代，寒门世族，在仕途上优劣悬殊；甚至婚姻不通，在社交上的礼节，亦不容相并（可参看《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条）。

此等界限，直至唐代犹存。

《唐书·高士廉传》及《李义府传》说，太宗命士廉等修《氏族志》，分为九等，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

又说：魏大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