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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金凤色衰而贫困,不演戏了。
严家破败以后,金凤又重新演戏,扮演严世蕃,演得惟妙惟肖。
明朝后期,男风在社会上已很普遍,当时不少有名的学者及士人,都是有名的“分桃之士”
。
如清人钮琇的《觚賸》中就提到明代书生吴生和姜郎相好,比一般伉俪的感情还要亲密。
可是,他们却被一李姓巨公所拆散,并且把姜郎带到北方。
吴生不愿离开姜郎,也克服了许多困难赶到北京,而其他朋友也捐助吴生此行,促成他们俩的会面。
这种真挚的感情,也是世间少有。
当时社会上这股男风,在明武宗时最盛,可以说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
至于更广泛的社会原因,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指出:“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
在明代,男妓馆相继开设,“据说正德年间,北京已有男院之设,悬‘长春院’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
’
美妓**相竞秀,互以夺贵显狎客为能,**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尝微行其间。”
这就是当时社会上性环境的一幅图画。
同时,当时中国人的宗室家庭观念极重,因此对男女接触甚为严谨,以免扰乱了家庭和宗室的秩序。
从国家社会来说,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
,这“三纲”
中任何一“纲”
的破坏,都会影响其他。
可是,同性恋既不会生儿育女,造成血统紊乱,又不会扰乱宗室家庭秩序,使社会瓦解,于是社会就在严格控制异性行为的同时,对同性恋加以放宽了。
这就是说,与嫖妓相比,男风在当时和法律没有抵触,而且嫖妓要花费许多钱,有些人也负担不起。
此外,男子相亲,妻子很难过问、追究、反对,家庭矛盾也不会十分尖锐,这样,男风就越刮越盛了。
明朝的学者张岱(贤哉的偶像!)曾为自己写过碑文,历数自己的种种荒唐之事,其中有一项就是玩**的经历,明朝士大夫对男风的宽容,已经将此由暗癖变为明好,也是一种“进步”
。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橘虐,书蠹诗魔。”
封建士大夫是时代潮流和风气的倡导者,宫廷男色从发展到社会上的蔓延,士大夫的广泛参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趣味和倾向往往很具引导时尚。
成为风气的东西一定有它的温床,整个社会性观念的改变和性取向的宽容,使得明朝玩童(男色)和狎妓(女色)一样成为士大夫和平民消遣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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