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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第8页）

当他看到这么多犍陀罗佛像的时候立即明白，已经到了“北天竺”

，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

他把一路上辛苦带来的礼物如金银、绫绢分赠给这儿的寺庙，住了一阵。

然后，开始向印度的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进发。

这里是他长长喘了一口气的休整处，这里是他进入佛国圣地的第一站。

我在两层讲经堂之间反复行走的时候，满脑满眼都是他的形象。

我猜度着他当年的脚步和目光，很快就断定，他在这里一定想到了法显。

法显比玄奘早二百多年已经到达过这里，这位前代僧人的壮举，一直是玄奘万里西行的动力。

法显抵达犍陀罗国是公元四○二年，这从他的《佛国记》中可以推算出来。

法显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的。

他比玄奘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是六十七岁！

法显出现在犍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

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然后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

从八十岁开始，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佛国记》，直至八十六岁去世。

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对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

站在犍陀罗遗址中，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

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保持了文字记述的习惯，为历史留下了《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

现在，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于梳理。

甚至连印度史，也要借这些旅行记来修订。

中国人的来到虽然晚了一点，但用准确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这里的历史，指点了这里的蕴藏，复活了这里的遗迹。

在这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交汇处，中国人终究没有缺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兰堡，夜宿Marriott旅馆

远行的人们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细说起来，这四种人走路的距离还是不一样。

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都不喜欢万里远征。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是那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

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

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

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

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样了。

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能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为了获取精神上的经典，有可能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我们这一路走来，曾在埃及的红海边想象古代中国商人有可能抵达的极限，而在巴比伦和波斯古道，则已经可以判断他们千年之前的脚印。

千年之前，当其他古文明的马蹄挥洒万里的时候，中华文化还十分内向。

终于有两个僧人走出，要用中国文字来吸纳域外的智慧。

我们与他们在犍陀罗逆向遭遇，但接下来，却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随他们去考察印度，即他们所说的佛教圣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想，法显和玄奘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插入了别国的历史。

那么，是插入了人家的哪一段历史呢？

法显是五世纪初年到达的，离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已有九百年，离阿育王护法也有六百多年，已经进入大乘佛教时代的中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