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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第6页）

这里由一个老兵营的繁衍生息而扩充成一个都城，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事情了。

大概热闹了三四百年光景吧，在公元二世纪沦落。

作为一个遗迹挖掘出来是在二十世纪中叶，挖掘的指挥者是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

塞卡普遗址中有一个石质的佛教讲台。

底座浮雕图案中刻了三种门，一种是希腊式的，一种是本地式的，一种是印度式的。

门上栖息着双头鹰，据说象征着东、西方交汇于一体。

在这个佛教讲台边上，高高低低地排列着很多千年石块，大多是断残的，因此显得很乱。

我和孟广美小姐一起坐在这乱石丛中想休息一会儿。

广美问我：“亚历山大明明是千里侵略，为什么这里的人总是用崇敬的口气谈起他呢？”

我想了想，说：“他攻占波斯后，带头与大流士三世的女儿结婚，与他同日结婚的马其顿军官和波斯女子多达一万对。

这种远征很特别，先留驻人种，再留驻文明，也就是他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明。

那婚礼，全都变敌为亲，使反抗失去了理由。”

亚历山大留下的希腊人的后代，不知经历过多少文明冲撞和融合的悲喜剧，可惜没有详细记载。

只剩下这个佛教讲台上的雕刻，静静地歌颂着文化融合。

犍陀罗艺术，就是在这种融合中产生的。

犍陀罗（Gandhara）原来是塔克西拉一带的地名，公元一世纪曾为贵霜王国首都，也曾称为犍陀罗国。

但在世界艺术史上所说的犍陀罗艺术，范围要大一点，除这一带之外，连同阿富汗南部方圆几百公里间所发现的公元一世纪后的佛像艺术，都可以算在里边。

这是东方艺术研究中一个少不了的课题。

我本人十几年前在研究东方美学时，也曾一再地搜集过与它有关的资料，因此到这里来深感亲切。

犍陀罗是划时代的。

在它之前，佛教图像一直是象征性的动植物和其他纪念物。

由犍陀罗开始，直接雕刻佛陀和菩萨像。

这肯定是受了希腊人体雕塑艺术的影响，当初亚历山大远征军中就跟随着不少希腊艺术家。

犍陀罗的佛像从鼻梁、眼窝、嘴唇到下巴都带有欧洲人的特征，连衣纹都近似希腊雕塑。

但在精神内质上，又不太像是欧洲。

面颜慈润，双目微闭，宽容祥和，一种东方灵魂的高尚梦幻。

如果细细分析，犍陀罗综合的文化方位很多，不仅仅是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

这儿当时是一个交通要冲，各方面的文化都有可能涡漩在一起。

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陆树林先生告诉我，当地有学者认为，犍陀罗中所融合的蒙古成分，不比希腊成分少。

我还没有看到这位学者的具体论据，因此暂时还不能发表意见，等读了他的论文再说吧。

离塞卡普遗址不远处，有一个塔克西拉考古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很小，其实只是分成三块小空间的一个大间房，但收藏的内容不错，其中最精彩的还是犍陀罗艺术。

我在一尊尊佛像前想，幸好有犍陀罗，使佛经可以直观。

这里，尽管很多佛像已不完整，但完整的佛经却藏在它们的眉眼之间。

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广大信徒未必读得懂佛经，因此佛像便成为一种群体读解的“本”

，信徒只须抬头瞻仰，就能在直观中悟得某种奥义。

我曾把这种感受效应挪移到艺术理论上，在《艺术创造论》一书中提出过“负载哲理于直观中”

的审美效应理论。

我把这种审美效应，称之为“佛像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