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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第7页）

今天，这面希腊国旗还在那里飘着，一面儿孙们献给老祖母的旗。

记得昨天傍晚我们离开巴特农神殿很晚，已经到了关门的时分，工作人员轮番用希腊语、英语和日语催我们离开，我们假装听不懂，依然如饥似渴地到处瞻望着，这倒是把这些工作人员感动了。

他们突然想起，眼前可能就是当地报纸上反复报道过的那几个中国人？于是反倒是他们停下来看我们了。

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是年轻姑娘，标准的希腊美女，千年神殿由她们在卫护，苍老的柱石衬托着她们轻盈的身影。

她们在山坡上施然而行，除了衣服，一切都像两千年前的女祭司。

终于不得不离开时，门口有人在发资料。

当时拿了未及细看，现在翻出来一读，眼睛就离不开了。

原来，一个组织、几位教授，在向全世界的游客呼吁，把巴特农神殿的精华雕刻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请回来。

理由写得很强硬：

一、这些文物有自己的共同姓名，叫巴特农，而巴特农在雅典，不在伦敦；

二、这些文物只有回到雅典，才能找到自己天生的方位，构成前后左右的完整；

三、巴特农是希腊文明的最高象征，也是联合国评选的人类文化遗产，英国可以不为希腊负责，却也要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负责……

真是义正辞严，令人动容，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中国人。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对斯坦因等人取走敦煌文物的不甘心，说很想早生多少年到沙漠上拦住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一番。

没想到这种想法受到很多年轻评论家的讪笑，有一位评论家说：“你辩得过人家博学的斯坦因吗？还是识相一点，趁早放行。”

我对别人的各种嘲弄都不会生气，但这次是真正难过了，因为事情已不是对我个人。

看到希腊向英国索要巴特农文物的这份材料，我也想仿效着回答国内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几条：

一、那些文物都以敦煌命名，敦煌不在巴黎、伦敦，而在中国，不要说中国学者，哪怕是中国农民也有权利拦住车队辩论几句；

二、我们也许缺少水平，但敦煌经文上写的是中文，斯坦因完全不懂中文，难道他更具有读解能力？

三、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时，中国还发现了甲骨文。

从甲骨文考证出一个清晰的商代，主要是由中国学人合力完成的，并没有去请教斯坦因他们。

所以中国人在当时也具备了研究敦煌的水平。

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狭隘民族主义，但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年轻评论家的谄媚。

他们也许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纯西方化的立场，但是且慢，连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也不同意。

你看这份呼吁索回巴特农文物的资料还引述了希腊一位已故文化部长的话：

我希望巴特农文物能在我死之前回到希腊，如果在我死后回来，我一定复活。

这种令人鼻酸的声音，包含着一个文明古国最后的尊严。

这位文化部长是位女士，叫曼考丽（MelinaMercouri）。

发资料的组织把这段话写进了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公开信。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希腊雅典，夜宿RoyalOlympic旅馆

伏羲睡了

从闹市一拐，立即进入一条树阴浓密的小街，才几十步之遥就安静得天老地荒，真让人惊奇。

我去访问雅典人文学院的比较哲学博士贝尼特（M.Benetatou）女士，一进门就约好，她讲希腊语，我讲汉语，由尹亚力先生翻译，用两种古老的语言对话，不再动用第三种语言。

她现在主要在研究和讲授易经、孔子、老子、庄子。

我问她何时何地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的，她说是十几年前，在意大利。

学的是东方哲学，从印度起步，落脚于中国，这是多数同行的惯例。

她立足于希腊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

她认为希腊哲学的研究重心是知识，中国哲学的研究重心是人生，一开始研习，怎么也对不上口径。